是谁在这荒山野岭开凿石壁？是谁在壁上写下了如此文字？这些文字记录了什么故事？人们对此展开了无尽的猜想。

　　———“红崖天书”———

　　天书似篆非篆，若隶非隶，非镌非刻，横不成列，竖不成行，大者如斗，小者如升

　　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是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，关岭因境内的关索岭得名。关索岭地势险峻，是古代兵家必争地，“红崖天书”隶属关岭县，距黄果树瀑布仅数里之遥。

　　在距黄果树瀑布约7公里的红崖山的半山上，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，壁长100米，高达30多米，在山峦的一片绿色中，格外耀眼夺目，好似镶嵌在碧绿地毯中的红宝石。石壁上有20余个深红色的形似古文的符号，似篆非篆，若隶非隶，非镌非刻，横不成列，竖不成行，大者如斗，小者如升，均透出一种古朴苍劲的韵味。

　　关岭县外宣中心主任张定文说，有关“红崖天书”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，那时“红崖天书”被人们称为“红岩碑”，晒甲山被当地人称为红岩山。

　　据《贵州图经新志》记载：“红岩山，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。山间居民，间闻洞中有铜鼓声，或岩上红光如火，则是年必有瘴疠。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。”

　　据介绍，“红崖天书”的发现者并非地理学家、考古学家或探险者，而是一位古代诗人。明代的黔籍文人邵元善，游山玩水之余写了一首《红崖诗》，由此，“天书”被世人所知，史学家、考古学家蜂拥而至。

　　清光绪末年，日本学者德丸作藏、鸟居龙藏不远万里到黔考察，并将“红崖天书”摹本带回国内，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轰动，“红崖天书”扬名海内外。

　　———“天书”猜想———

　　张定文说，“红崖天书”是深藏贵州腹地的一处神秘景观，数百年来，学者孜孜不倦地探索这红色岩壁上的红色符号。虽然不乏海内外专家破译之说，可真正具有说服力，并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却没有出现。

　　猜测一：殷高宗伐鬼方的记功碑？

　　有人把“红崖天书”解作殷高宗刻石，认为是殷高宗伐鬼方时，经此地而记功刻石的文字。他们认为殷商时期的鬼方在今西南，以贵州为主体。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，因为，殷器多存于今，近殷墟契文尤可考见，且鬼方为先零羌地，与黔地悬绝，何为记功于此？尤迂远而不可通矣!

　　猜测二：诸葛亮教夷人所作的图谱遗迹？

　　另有专家因为当地有诸葛亮、孔明塘、孟获屯、关索岭等与诸葛亮南征有关的传说和遗迹，把它说成“诸葛武侯碑”。有人进而根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诸葛亮为夷人所作图谱：“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，次画神龙、龙生夷及马牛羊，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，又画牵牛赍金宝之象以赐夷，夷甚重之”猜测。认为“红崖天书”是诸葛亮教夷人所作图谱的遗迹。

　　猜测三：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的立功碑？

　　还有人从地理环境去考证，认为夏禹治水时引黑水入三危，治水成功之后刻石以纪念。这个三危就是红岩山，红岩文字便是大禹纪功的遗迹，简称禹碑，并把它与湖南衡山云密峰的另一禹碑———山勾嵝碑相提并论。

　　猜测四：彝族古史片断？

　　还有人从民族学着眼，认为“红崖天书”是少数民族文字。较其结构字势，颇类彝文，因为红崖自汉以来，久为卢鹿族居住地，有的竟出自彝族，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认为“红崖天书”是原始彝文。也有人认为不是什么文字，而是石头的自然花纹。

　　猜测五：皇帝所颁的一道“讨伐诏檄”？

　　据上海江南造船集团的高级工程师林国恩介绍，他运用系统工程学的思路和方法，根据古文字构造规律，结合史料和文物，破译出“天书”的内容为明初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“伐燕诏檄”，译文约有4000字，其中历数燕王朱棣篡位的罪状，号召天下文武臣民协力同心，讨伐燕寇，以拯救宗社。由于当时“朝廷侦帝甚密”，作者不得不隐秘表达其意。“天书”布局巧妙，暗藏图画，既可读作御驾亲征、围捕燕寇的天罗地网图，也是祈望太平盛世的丹凤朝阳图。

　　张定文说，虽然有不少海内外专家的破译之说，可真正有说服力，能得到绝大多数专家、学者认可的破译，至今没有出现。为早日破译神秘的“红崖天书”，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悬赏100万元，向全球征集破译解释。

　　原始新闻

　　日前，记者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了解到，为早日破译神秘的“红崖天书”，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悬赏100万元，征集破译解释。

　　“红崖天书”位于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附近。数百年来，在一面崖壁上留下一处铁红色颜料书写的碑文，其字大小不一，参差排列，似篆非篆，也非甲骨文，神秘而优美，当地百姓世代相传为“天书”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有关专家、学者为破译“天书”纷至沓来，对“天书”的解释也层出不穷。一些专家认为“天书”内容为皇帝所颁的一道“讨伐诏檄”；有人认为“天书”刻的是诸葛亮南征的有关传说和遗迹；也有人认为“天书”是夏禹治水功成之后的刻石纪念。

　　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外宣中心主任张定文介绍，虽然有不少海内外专家的破译之说，可真正有说服力，能得到绝大多数专家、学者认可的破译，至今没有出现。（据新华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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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红崖古迹研究的两次热潮

    第一次热潮：清末民初

　　红崖古迹以其特有的魅力独树一帜，享誉中外，数百年来中外学者对它的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潮，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。

　　关于红崖，明中叶弘治《贵州图经》和《贵州通志》都有记载，然而对“红崖碑”却无记载。

　　关于“红崖碑文”记载，最早的要算明嘉靖邵元善的《红崖诗》了。此后二三百年寂然无闻。至清道光中，宦黔官吏首倡考证，文人群起响应，在历史上掀起了一股红崖研究热。此间清代著名金石家赵之谦、叶易炽将红崖摹本收入全国碑刻著录。邹汉勋、刘心源、沈毓荫、莫友芝、冯志清、瞿鸿锡、姚华、任可澄以及民间皆有摹本、复刻本、复刻拓本、木本和民国时期照片。清光绪年间陈炬精印刘心源释本，日本驻华使馆重庆领事获悉，不远万里来黔索书，将其带回藏于东京帝国大学西图书馆及学校古寺中，引起日本学术界极大兴趣。观者摩肩接踵、车马云集。法国汉学家雷柏茹和弗岚海尔两中尉受考察队长亚陆纳指派，也不辞辛劳实地考察。近代和当代学者丁文江、姚华、郭沫若、田汉、徐特立以及裴文中、王静如等也潜心研究或投注了极大兴趣。清末民初可说是近现代红崖古迹研究的第一个热潮。

    第二次热潮：20世纪90年代前后

　　90年代前后，一些专家、教授、学者及好奇人士又对红崖发生了极大兴趣。他们撰文著述、实地考察，出现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，如吴雪俦的《红崖碑初探》，王正贤根据古彝文翻译对红崖碑文的诠释，李业成根据《济火纪功碑》的出土考证其为六祖时代“彝汉结盟修好碑”的说法以及《关于红崖古迹的重识》文章的发表等等。红崖古迹研究又掀热潮，其标志是以1995年春安顺地区“悬赏破译”的设想为先导。促使这次热潮的原因主要是：一是省政协考察团实地考察了红崖古迹及安顺文物古迹，对其开发利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省政协主席龙志毅发表了颇具影响的《逼上红崖观天书》一文；二是安顺地方政府提出“以旅游商贸为龙头”发展经济的思路，文物古迹的开发利用在这个思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，开发红崖景区首当其冲；三是不少学者在红崖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，形成红崖研究咄咄逼人的势头。省内出版了三个专辑，各地发表了数十篇文章。第四，新闻媒介的介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，中央电视台、贵州台、广东台、山东台频频报道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向国外广播，造成了轰动效应。

　　近年的红崖热经历了一个从宣传、普及、扩大影响到再次进入学术研究的过程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95年以来，安顺地区接待国内外各地来电来函和实地考察300余人次，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。1996年红崖热进入了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领域，其标志是刘乐一、李业成《“红崖天书”考释》一文的发表。虽然只是一家之说，一种有待商榷、深化或被否定的意见，但它已摆脱猜测谜底以破释碑文为目的的参与行为，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境界。红崖研究正沿着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继续升温。